当地时间11月28日,图为赛前一名巴西队球迷在球场外张开双臂。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
文/赵斌
卡塔尔世界杯进入激烈的八分之一决赛争夺,而疯狂的世界杯赌球生意更是愈演愈烈。
赌球如蚂蟥般叮咬在足球赛事的身上、从未松过口。历年世界杯,更是常被曝出被赌局幕后的庄家操控,变成一场场“杀猪盘”。
对于想要靠赌球博幸运的人来说,下注那一刻,已经输了。
一脚监狱、一脚地狱
深褐色光头上有几块浅色瘢痕,穿着轮胎底劳保鞋的脚一只窝在三轮车斗里,一只荡在外面,破旧的军大衣斜盖在身上,眯着眼睛蜷在送货用的三轮车里抽烟的男子叫老蒲(化名)。
“起来,把这几箱货给二叔送去。”老蒲依旧眯着眼,应声起身搬货,伴随着老蒲斜着肩、弓着身子一起一伏地蹬着三轮车走远。这家五金批发店老板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说:“别看他和五六十岁老头子一样,其实刚过四十,都是赌球闹得。”
老蒲20多岁从一所知名“211”大学毕业后就考上了市里的公务员,和电视台的主持人结婚后生了一个姑娘,工作不到三年就提了副科级。当时大家都知道他懂足球,跟着他买足球彩票赚多赔少,很出名。
可突然就出事了。没人能想到他还参与暗庄和网上境外赌球,小两口结婚时两家一块儿买的房子、女方陪嫁的车都卖了还远不够还赌债。
为赌球散尽家财、丢工作、入狱乃至家破人亡的赌徒不胜枚举。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折”在赌球上的不乏警察、“90后”干部等公职人员,“莫让赌球毁了年轻干部”已引起多方高度重视。
还有不少人,也栽在“赌”字上。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长期沉迷赌博、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后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置;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原党组书记、厅长张胜震落马前曾多次到澳门赌博;贵州省原副省长蒲波在被双开前利用赌博敛取巨额钱财。
依法严打赌球,远离非法“赌链”
就在12月3日,沈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联合大东分局公布了近日破获卡塔尔“世界杯”开赛以来全市首起赌球案件,6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
据该团伙主要成员高某交代,在世界杯开赛期间,他与薛某按事前约定联合坐庄,并雇佣李某为操盘手及运营人员,从王某处获取赌博网站的盘口信息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利用下线崔某吸收赌民投注,累计获利10万余元。
媒体调查,本届世界杯期间,通过各种各样的“世界杯吧”““世界杯交流中心”“球迷群”,以及非法的博彩类网站,各种形式繁杂的赌球一直活跃。一些球迷在家人、朋友甚至陌生群友、球友的带动之下,把看球的热情也投入到疯狂的赌球中。
“每次输赢都不大,其实更像跟自己赌、和朋友间争口气,看看谁猜的比分更准!”这是一位网友谈起自己参与的动机。在他看来,这和赌博是两码事,“纯粹是想证明自己更懂球”。
“第一场比赛投了200,上一场我又投了1000,目前还没赢过,但说不定下一场就都赢回来了呢!我喜欢的球队没进世界杯,看谁都一样,就当是个‘添头’。”这是另一位网友的想法:给自己“无聊”的看球时光多点“刺激”。
但很多人,就是这样被一步步带入赌球的深渊,无法自拔。
下注那一刻,已经输了
历届世界杯,都是“赌徒的盛宴”。
2018年世界杯期间,公安部对外发布了这样一组数据:当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各地侦破赌球刑事案件300余起、打掉赌球团伙100多个,涉案金额逾10亿元。
中国法律在大陆范围内严禁赌博。但海外博彩公司、赌球网站觊觎中国巨大市场,每到世界杯这样的大赛,都会想尽办法通过各种非法渠道在中国招募代理商,让他们发展自己的赌链。代理商通过“返利”赚钱,更大的赢家则是这些海外博彩公司。
不管赛事输赢,赌球团伙是最大的“赢家”。赌球团伙盈利模式各有门道,主要有“杀成”“抽水”“反水”等,有的是平台及各级代理商按比例分配赌客所输的赌资,有的逐级抽取下线向上线交纳的赌资。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有人参赌,团伙就有钱赚。
近几年随着微信群的流行,有不法分子模仿国家足球彩票的模式设置“黑庄”开设线上赌球平台,以高赔率吸引赌客。一旦有赌客大额押中赔率高的赌点,庄家无力承担则卷款“消失”。
有的庄家则是到球赛临近结束时突然消失、卷款走人,让押注者无论输赢都血本无归。很多境外的足球博彩网站,注入资金很顺利,一旦提现便各种理由推脱,直至失联。
被骗资金难以追回不说,资金一旦涉赌后再被骗,追回后也会因为是赌资而被罚没,并且还面临司法机关处罚的风险。即便是不直接参与赌球,转发赌球网站的链接都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张明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营利为目的,通过网络邀请人员加入微信群或qq群等社交软件群的方式招揽赌客,根据球赛结果等方式设定赌博规则,利用社交社群等进行控制管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组织网络赌博活动,构成《刑法》303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罪。该罪处罚较重,一般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如果组织中国公民参与国外赌球网站赌博,或者组织中国公民到境外赌博,则构成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该罪的处罚与开设赌场罪相同。
公安部于11月2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针对近日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赌球活动态势,公安机关及时提示广大球迷赌球危害,依法严厉打击赌球行为。
谁是赌球背后的最大“巨头”?
据相关资料显示,最有影响力的三个博彩巨头是:英国的威廉希尔(WilliamHill)和立博·希尔顿(Ladbrokes)、以及德国的SportWetten。他们也是欧洲各大足球俱乐部幕后最大的赞助商。
国际各大俱乐部虽然各种冠名赞助、球票、转播收入不菲,但与博彩公司的暴利比起来还是略显逊色。
国外媒体也多次曝光,各种踢假球的丑闻中,通过收买球员和贿赂教练、裁判等手段控制比赛,甚至对教练、裁判进行威逼胁迫,更有甚者还有涉及枪杀的案件。
虽然也有球队不配合博彩公司,但也难以避免遭到“被博彩”的厄运。
2006年,意大利足坛的“电话门”被称为世界足坛历史上最严重、规模最大的集体赌博案,包括AC米兰、佛罗伦萨等意大利足球俱乐部等多支豪门球队陷入丑闻,曾经被称为“小世界杯”的意甲之后辉煌不再。
赌球规则实际上只是看似有“规则”。庄家设置的每一个盘口,制定的每一个赔率,都建立在赌博集团超强的资讯能力、庞大的精算师和数学家团队的缜密分析之上,以确保庄家“稳赚不赔”。同时,庄家还会就一场比赛开出五花八门的投注项目以分散风险,除了通常的让球盘和大小球,还有角球数、黄牌数、单队进球数等各种赌法。
赌博网站就是利用人性的贪婪与赌徒玩心理战,一旦踏入赌局,就会陷入“赢了还想赢,输了想翻本”的死循环,而最后的赢家,只能是游戏制定者。
请远离赌球!
“奥利粤饼干”“太白兔奶糖”混进春节礼单****** “奥利粤饼干”“太白兔奶糖”混进春节礼单 农村山寨食品调查 □ 本报记者 赵丽 桌上一盒零食,里面有“小白兔奶糖”“奥密奥饼干”等,热情的亲戚抓了一把塞到袁成程手里;临走时,亲戚又拿出一盒“六个甄核桃”作为回礼……这是今年春节期间在北京打工的袁成程回到湖南老家,走亲访友时遇到的一幕。 袁成程已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山寨食品。 春节期间购买礼品走亲访友是我国传统习俗,然而在农村一些地区,部分商家仿冒名牌、生产销售山寨礼品和“三无”产品的情况屡见不鲜。不仅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消费者权益,也使心意打了折扣。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农村消费者本身识假辨假能力不强,加上农村地区较为分散,监管力量和消费者维权意识、维权能力都相对薄弱,造成山寨食品在农村长期存在,节假日尤甚,亟待加强整治。 “4箱礼品3箱假货!”今年1月25日,重庆一女士发视频称过年收到“六个石磨”“养生核桃”“新六纯核桃”,4件礼品中3箱是假货。视频一出,立刻引发广大网友共鸣,纷纷表示春节期间买到过“六个铁核桃”“康帅傅”“奥利粤饼干”等。 据公开报道,春节期间,在各地尤其是农村市场,既有山寨食品,还有山寨烟酒等。为此,相关部门采取了不少整治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未根本解决问题。 在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看来,山寨礼品横行农村市场,既反映出消费者品牌意识缺失,会因为山寨食品价格低廉而选择购买,也说明责任主体法律意识淡漠。农村地域辽阔,商超网点分散,给监管和整治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 对此,袁成程深有体会。他发现不少亲戚对山寨食品要么是“不在意”,要么是“不知情”。 以“六个核桃”这一品牌为例,袁成程就至少接触过4个山寨变种:“六个土核桃”“六个核弹”“六个纯核桃”“六个甄核桃”。 “这些山寨商品的包装与‘六个核桃’相比,除多个字或换个字外,其他颜色、字体、图案近乎一致。”袁成程吐槽道,甚至有亲戚告诉他,“这属于‘六个核桃’的升级版,口味更好喝”,还有些老人从未发现其中有异样,一直以为家里喝的就是“六个核桃”。 各种山寨礼品之所以横行,关键在于生产厂家“高明”的“窃取”手法。“就拿‘雲碧’饮料来说,瓶子的大小、颜色、外包装等都和‘雪碧’一模一样,粗看一眼真假难辨。”袁成程回忆说,自己在农村小卖部里都买错过,喝了两口才感觉到异样。 陈音江告诉记者,农村居民中老年人较多,主要消费的食品种类为瓜果、粮食等未经加工的食品,对零食了解甚少,偶有购买时也不太会关注产品真伪。 天津商业大学的研究者曾对307位农村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在鱼龙混杂的消费市场上,农村消费者对于山寨食品的辨别能力不强,警惕性较低,50%的消费者因“仿制逼真,难以区分”购买过山寨食品,26.6%的消费者因“价格低廉”而购买山寨食品。 虽然近年来农村电商和连锁超市加速布局,但在一些偏远地区,小超市、小卖部仍大量存在,由于价格较为低廉,其消费群体覆盖面较广。为了降低成本,一些不规范的小超市往往与黑作坊、三无生产厂家合作,长期游离于监管之外。 在安徽工作的刘婷,今年春节返乡时就曾在一些小卖部里发现,摆在显著位置的是“银鸳八宝粥”“顶旺雪饼”“太白兔奶糖”“六个传奇核桃”……对此,刘婷还专门询问了小卖部的老板,得到的回复是“卖了一两年了,也没出过什么问题,村民们喜欢,销路好,没见过回来退货的,就你们这些外面打工回来的事情多”。 “一个正常的品牌需要通过产品质量和良好的售后服务来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但山寨食品不需要投入品牌经营的过程,可以直接获利。如果消费者不维权、自认倒霉,也纵容了这些商家。此类商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很难保证。”陈音江说,这类现象屡禁不止除了监管难外,这些商家大多本身规模不大,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不少山寨食品是趁农村赶集时售卖,主要是一些流动小商贩,都是一次性买卖,卖了就换下一个乡镇,发现不对想退货,基本没可能。”袁成程说。 采访中,也有不少消费者向记者提到,当前,“食品溯源码”已经开始在全国多地推广普及。假冒伪劣商品之所以大行其道,来路不明是一大原因,出现问题难以找到责任主体。 “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所以食品安全法明确了四个‘最严’。这也要求食品必须有溯源码,从而保证一旦出现问题,可以第一时间查到源头以及危害范围、涉及区域和消费者,这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措施。”陈音江说,但在一些农村地区,监管的覆盖面还不够广,检查的频次也不够高,而且农村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相对淡薄,给不良商家提供了可乘之机。 为此,陈音江建议,一方面加大日常监管的监督检查力度和行政处罚力度,要让不法商家承担违法成本,以此形成有力威慑。尤其要针对农村地区的农贸市场这类重点场所,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另一方面,加强依法诚信经营的宣传,让商家主动为消费者提供质量合格的产品和高质量服务。消费者也要提升自我保护意识,了解山寨或三无产品的危害性,如果被误导购买,要及时收集好相关证据,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举报。”陈音江说。 “在建立监管体系方面,农村地区可以加快建立包括集中收集、追溯、跟踪等制度在内的食品监管体系,对于所有流入农村市场的商品,尽快建立溯源机制,明确生产、流通责任,对全链条规范运营起到有效约束作用。”李斌建议,要努力实现齐抓共管社会共治,政府监管是一方面,作为市场主体,行业协会等要有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意识,同时要有效利用诸如村规民约等,加大对村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约束。 2022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为促进消费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其目的就是要发挥司法对于促消费的功能和服务保障作用,严格贯彻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对食品和药品生产、运输、仓储、销售全链条所涉制假售假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和‘针尖上的安全’。”李斌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