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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大学：用好非遗传统文化宝藏【非遗进高校 探索美育新模式】******

　　“老师，我们又拿金奖啦！‘互联网＋’大赛的！”

　　“老师，我被博物馆录取啦！千人取一个！”……

　　青岛大学美术学院侍锦教授经常为学生们一个个喜讯开心不已。

　　“这要感谢非遗传统文化宝库的赋能！”侍锦对记者说。

　　经过多年非遗进高校的实践，侍锦非遗团队构建了五位一体的非遗美育实践教学模式——博物馆实物教学＋调研场景教学＋互动体验教学＋创新实践教学＋项目大赛教学，美育育人的同时，在非遗推广、成果转化、服务社会等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

　　教室就是博物馆

　　侍锦是一个资深的民间工艺品收藏家。从一个古朴的鱼盘开始，至今他已有了近万件藏品，这是他实物教学的宝库。

　　“这只墨盒的精巧，这匹鲁锦的纹样，只有摸到实物，才能切实感受它们的美。”侍锦对记者说，尝到了非遗实物教学的甜头，他在这条路上坚持了30多年，带领团队创出了非遗“沉浸式实物”教学模式。

　　2019年年底，青岛大学在浮山校区图书馆寸土寸金的四楼辟出1000多平方米，建立了教学型的民间工艺美学馆，开国内高校之先河。侍锦和团队花费30多年心血淘来的万件民间工艺品安放在此，向全校开放。

　　大到千工床、织布机，小到泥老虎、银首饰，气韵饱满的鱼盘、精妙绝伦的柜奁、图腾绚丽的织物，或厚重或轻灵，或热烈或朴拙，美学馆万件藏品，让穿越时空的美扑面而来……

　　每个学子都可以推门而入，领略先人的审美智慧、匠人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触摸中华传统文化的根系脉络。

　　这里不仅是一个博物馆，更是学校综合素质教育和美育教育基地。

　　这里是青岛大学的《民间美术》《传统纹样》等专业课的教室：立体“沉浸式”的教学空间，润物无声，触手可及的非遗之美，让中国特色融入学生的血脉；

　　这里是全校通识课《中国传统手工艺鉴赏与实践》的课堂：扎染、活字印刷、布老虎、甲马印画……同学们在实践中深刻感受非遗魅力，提高审美认知；

　　这里是面向校内外的非遗传播大讲堂：剪纸、花鸟字、刺绣、印染、衍纸、焗艺、木版年画和拓印等非遗传承人被请进来做老师，让学生直面民间高手；

　　这里是非遗美育教学的研究中心：田野考察拍摄的图片、搜集的资料、收集的民艺实物、研究数据等构建了系统的课程体系。近年来，获批非遗相关课题立项20余项。

　　非遗滋养，专业课受益

　　近几年，团队所任教专业连续4年有学生考取清华美院研究生。“录取的学生，不仅在于绘画功底和表现技巧强，更因为他们有深厚的文化功底。”

　　非遗的底色，让学生就业优势凸显；陈宇被上海博物馆录取、张玉被滕州市文化馆录取、孙建鹏被青岛市市南文化馆录取……

　　在非遗团队老师的指导下，近几年学生们捧回200多项各类大奖。

　　团队成员彭卫丽副教授的研究生荆兰淇，作为《匠染织梦——齐鲁纺织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践行者》项目负责人，刚刚抱回第八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赛金奖、国赛铜奖。

　　“老师的悉心指导和非遗元素的优势让我们底气十足。非遗让我受益良多，下一步我会围绕非遗展开自己的毕业研究。”荆兰淇对记者说。

　　高校，担起非遗薪火相传的使命

　　“这些年，我带了50多个研究生，有30多个在学校工作，他们继续在学校传播非遗文化，成为非遗传播的‘点灯人’。”侍锦满面春风。

　　团队的顶梁柱彭卫丽，是侍锦2002届的研究生，在教学、科研成绩斐然的同时，指导学生拿回100多个大赛奖项。

　　“读研究生期间，我接触到非遗，被其无穷的魅力吸引，确立了自己教学与科研的方向。”彭卫丽对记者说，“在非遗文化的滋养下，学生们的品质、技能、创新意识都得到提升，我由衷地高兴。我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接力棒不断地往下传。”

　　很多同学成为非遗发烧友，加入非遗推广的队伍；毕业的学生经常来电话通报自己发现的民间工艺宝贝……

　　依托博物馆，青岛大学担起了非遗美育传播的社会责任。近年来，举办非遗展览20场次，非遗讲座45场次，公益实践体验100余场次……

　　2020年团队受青岛市文旅局委托，全面普查市级以上207项非遗项目，开展“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手绘图典”项目的普查、调研、书籍设计等工作。

　　2022年，青岛大学民间工艺美学馆获批山东省非遗研究基地，侍锦获“2020山东非遗年度人物”殊荣。

　　非遗，高校美育育人的宝藏

　　“每一件值得留存的非遗工艺品里，都蕴含着制作人的生活态度、工匠精神。所以，非遗是美育也是德育。”侍锦深有感触。

　　借助非遗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引导学生民族自信、家国精神、正确的价值观，这是非遗团队“崇德尚美”的育人理念。

　　第一节课，同学们要介绍自己家乡的非遗元素；放假时，调研家乡非遗文化。随着课程的深入，越了解越热爱，同学们的文化自信、家国情怀慢慢地培养起来。

　　在西柏坡、沂蒙山等地方调研，让学生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田野考察采访时，民间工艺传承者的自身经历会给学生上一堂最生动的思政课……

　　侍锦讲授的《民间美术》早已是省级一流课程，课程蕴含的非遗思政内容，提升了课程的含金量。

　　美术学院2017级吴茂林同学的故事，让人看到了非遗美育育人的能量。

　　一入大学，吴茂林便跟随侍锦参与创办云贵印染工作室。连续保持全系双第一成绩的同时，他在百余项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是一个勤奋的非遗推广志愿者。

　　身为“全国百名大学生就业创业人物”，他搭建了“非遗+”创新创业团队，公司开得红红火火。毕业后，他却选择去新疆做一名武警。

　　电话中他对记者说：“在走访调研中，沂蒙精神深深震撼了我，更加坚定了我的参军梦。未来，我将用在非遗团队领悟到的努力和严谨去实现更多的价值。”

　　让非遗活起来，服务社会

　　美学馆设立文创工作室，致力于教育研学、文创设计、助力三农，形成“教、研、产、创”一体化实践平台，为非遗的传承和创新发展、成果转化开创了新路径。

　　“你看，就是在馆藏的这款木质食盒的基础上，学生受到启发，为企业开发了一款点心包装盒，获得了大奖。”团队成员田鑫老师介绍说，每年学生的非遗元素毕业设计作品，很多都会受到相关厂家的青睐，直接买走。

　　2021年，美学馆参与组织协办青岛市首届非遗＋文创设计大赛，并推出“青岛非遗礼”“青岛有礼”“英气楼糕点”“植秀堂驻颜面膜”等非遗相关文创产品，推动了地方非遗文化发展。

　　近几年来，非遗团队联合企业、政府等诸多社会力量，组织策划了非遗进乡村、进文旅小镇，打造非遗工作坊、乡村记忆馆、美丽乡村示范基地等十几处，在非遗促进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方面持续发挥作用。

　　青岛大学美院校友、企业家孙亮，积极参与非遗助力乡村振兴，他请来侍锦团队做指导，建设运营“源乡·和溪廿四节气文创村”，为村民和返乡大学生提供创新创业平台。

　　2022年，侍锦带领彭卫丽等团队成员所做的实践成果《教育引领、文化赋能——“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范式》，获得两年一届的第五届山东省文化创新奖。

　　山东省政府颁发的这块铜牌挂在美学馆入口，熠熠生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邢婷 来源：中国青年报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