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丨羽协主席张军:巴黎奥运 国羽剑指五金******
2017年5月28日,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卡拉拉体育馆。
携“六连冠”之威的中国羽毛球队决赛憾负老对手韩国队,痛失苏迪曼杯。东京奥运周期首场团体国际大赛以失利告终,让年轻的国羽在遗憾和质疑中重新起航。
颁奖典礼上,张军与“搭档”夏煊泽破天荒地与队员们一同站上亚军领奖台。他说:“成功时我们不一定要在,但失利时我们一定要陪着队员。”
此时,距张军出任中国羽毛球队双打组主教练仅过去一个月。
资料图:张军。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里约奥运会后,执教中国羽毛球队24年的李永波卸任总教练一职,张军、夏煊泽分别出任双打组和单打组主教练,国羽迎来“双核时代”。
职业生涯荣膺奥运双冠、执起教鞭又培养出三对奥运冠军组合……从运动员、教练员,到国羽的擎旗者,彼时彼刻走下领奖台的他需要面对的,是亟待调整与重组的队伍,是愈发错综复杂的羽坛格局。
工作千头万绪,时间刻不容缓,承载着历史荣光的中国羽毛球期待着这位“新人”如何作答。
“毫无疑问,东京奥运会的难度肯定会高于里约,但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2019年1月,张军当选新一届中国羽协主席。尽管前路遍布暗礁险滩,他“与球队站在一起”的承诺始终如一。
自1992年羽毛球被正式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以来,中国羽毛球队历经风雨,但也从未遇到过如东京奥运周期这般严峻、复杂的备战形势。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原有的赛事体系受到冲击,迫使备战策略不断调整,队伍面临的挑战无处不在。
四年来,中国羽毛球队不仅完成队伍的提档升级,更在连续18个月缺席国际比赛的情况下,一往无前强势闯入东京奥运会全部五项决赛,最后捧回2枚金牌和4枚银牌。
时光列车疾驰而过,在竞技体育这条千军万马奔涌向前的航线上,中国羽毛球队迎来史无前例的巴黎奥运三年备战周期。
新赛季征战至今,面对密集赛程,国羽顶住压力取得多线突破,并在世锦赛上夺得2金1银2铜,位列所有参赛队第一。与此同时,在男单、男双战线,队伍仍需寻求提升和突破。
如今巴黎奥运周期已经进入最后两年,如果以每年为刻度,国羽在备战方面有着怎样的计划?五个单项又将分别如何向最终的目标发起冲击?
近日,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在与中新体育的对话中,剖析队伍备战巴黎奥运会的“机”与“危”。
本赛季总体表现不错
盼年轻队员成长
中新体育:新冠疫情让世界羽联原有的赛事体系受到冲击,多个赛事延期影响球队的备战节奏。为了备战巴黎奥运会,国羽做出了哪些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经历值得分享?
张军:疫情以来,多场国际赛事接连延迟和取消,确实打乱了队伍训练和参赛节奏,为了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整支队伍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之中,打破了不少常规做法,建立了许多弹性规定。
今年我们在泰国清迈建立海外集训基地,队伍比赛结束后直接去基地训练,我们也派了专员先行抵达基地安排防疫、食宿和训练;队伍抵达后,所有人统一管理,专人负责外出采买,最大可能降低感染的风险。
主观上,我们也非常重视队伍的心理状态调整。长时间的封闭训练的确带来一些压力,教练组也在尽可能地优化训练,丰富业余生活,定期与队员进行沟通,发现并调整潜在的心理波动。
要说最特殊的经历,莫过于今年我们在海外接连参加14站比赛。赛场上形势瞬息万变,赛场下整支队伍的衣食住行也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例如:目的国在我们登机当日对疫苗接种规定进行了调整,部分人员因不符合新规定而无法登机。我很清楚记得大家当时并没有过多沉溺在抱怨和责怪的情绪中,国内外的工作人员积极向使馆、组委会、机场负责人展开求助,最终得以顺利登机。类似的突发情况常常打得我们措手不及,但困境之下,方能体现集体的意义,种种风波让队伍的团结性和凝聚力明显增强。
资料图:东京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单打,中国选手陈雨菲获得冠军。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中新体育:新赛季征战至今,面对密集赛程,国羽顶住压力取得多线突破,并在世锦赛上夺得2金1银2铜,位列所有参赛队第一。回顾巴黎奥运周期第一年,如何评价队伍表现?
张军:2021年8月至今,我们经历了两次汤尤杯、两次世锦赛、一次苏迪曼杯和一系列的公开赛,我认为队伍的总体表现不错。赛场上你追我赶、有得有失,难以预料,这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
但相比聚焦于某一场或几场比赛的结果,我认为队员的实力和状态调整,队伍场上和场下的精神面貌,队伍人员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这都将发挥更为持久的作用,助力队伍冲击巴黎。
当然,有经验的队员如何保持住状态,年轻队员如何加速成长为强大的后备力量,也是我们目前急需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中新体育:里约奥运会后,中国羽毛球队面临新老交替,全队齐心协力不断取得佳绩。如今队伍在部分项目上也面临需要新人站出来的局面,您对于年轻球员有着怎样的期望?
张军:年轻队伍个别有亮点,但整体表现与预期还有一定的差距。受疫情影响,年轻队员无法在国际赛场上考察自己的训练成果,对竞争对手的实力和打法了解甚少,比赛的经验和心理历练都非常欠缺。
队伍也非常重视这一问题,积极争取明年在国内举办低级别赛事,同时输送更多年轻选手参加国际赛事。期待年轻队员明确自己的目标,树立想赢的信念,培养能赢的实力,兼备不怕输的勇气,把握好每一次参赛机会,成为巴黎奥运的强大后备力量和洛杉矶奥运的中坚力量。
资料图:谌龙与石宇奇在全运会赛后握手。中新社记者 毛建军 摄巴黎奥运
剑指五金
中新体育:度过东京奥运史无前例的五年备战周期后,又迎来了短短的三年巴黎奥运备战周期。您如何看待在这一“长”一“短”节奏转化中,带给队伍的“机”与“危”?
张军:疫情突然爆发,让我们被迫进入漫长的五年备战期,起初对我们的队员的心理状态产生很大的影响,焦虑紧张的情绪比较明显。但东京周期拉长也意味着我们多了一年准备的时间,队伍也很快适应了这个节奏,放平心态,投入正常的训练中,在东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三年的巴黎备战期对于中生代的运动员相对有利,备战时间缩短意味着年龄和伤病给他们造成的影响也会减小,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运动员大有可能仍旧是巴黎奥运会的主力,有了此前的奥运参赛经验这批队员的心理状态也能相对平稳,因此,中生代的运动员仍具备超强的夺金实力。
对年轻运动员来说,这就意味着成长和历练的时间被压缩。据此,我们备战的计划也有所侧重,对于巴黎奥运周期的核心队员,我们将重点保障他们的比赛和身体状态,合理安排奥运积分周期的参赛计划。对于年轻队员,我们也将鼓励他们多参赛,给予他们展示实力和向前辈发起冲击的机会。
中新体育:如今巴黎奥运周期已经进入最后两年,如果以每年为刻度,国羽在备战方面有着怎样的计划?五个单项又将分别如何向最终的目标发起冲击?
张军:虽然国际羽坛形势复杂,各个项目都有来自其他协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国羽在巴黎奥运的目标依旧是冲击五金。
2022年我们的海外参赛计划就是让队员适应比赛节奏,多挣积分,以更有利的排名进入巴黎奥运积分周期。
2023年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打好奥运积分赛,为巴黎奥运会争取更有利的位置。同时培养国家少年队、青年队和集训队的年轻队员,做好梯队建设,为洛杉矶奥运会作准备。
男单方面,石宇奇禁赛又复出、李诗沣和翁泓阳在赛场上实现突破,男单的起伏变化令人揪心。接下来,男单组将通过更多比赛,查漏补缺,有经验的队员重点在提高并维持竞技状态,年轻队员力求打磨技巧,寻求突破,希望大家能给男单多一点时间和信心。
女单方面,我们已逐渐形成了集团优势,五位女单均具备世界一流选手的实力。世界前十选手如何稳固比赛表现,其他年轻选手如何向顶尖高手发起冲击是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男双方面,东京奥运会后,两位男双选手退役客观上给男双组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教练组研究后很快对男双进行了重组。经过这半年的考察和历练,目前已确定了六对男双作为第一梯队冲击巴黎奥运积分赛。我对男双的发展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刘雨辰/欧烜屹在印尼主场突破印尼男双,以替补身份登上冠军领奖台,振奋人心;年轻队员王昶/梁伟铿在日本公开赛(超级750级别)夺冠也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他们都具备对抗世界顶尖选手的实力,但是在稳定性、攻击性和连贯性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女双方面,第一女双陈清晨/贾一凡表现愈加稳定,夺冠的实力毋庸置疑;郑雨/张殊贤,杜玥/李汶妹和刘玄炫/夏玉婷也都齐头并进,世界排名全部闯进前二十,但在与世界一流选手对抗过程中仍输多胜少,希望她们能够在巴黎奥运积分周期向世界前八发起全力冲击,增强信心,展示中国女双的真正实力。此外,李怡婧/罗徐敏和谭宁/刘圣书这两对年轻组合也在海外集训,接下来我们也会为她们争取更多参赛的机会,期待她们加入竞争的行列。
混双方面,郑思维/黄雅琼和王懿律/黄东萍一直保持在世界前十,实力和状态相对稳定。年轻队员,因近两年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积累的比赛经验很少,这是一个迫在眉睫问题。接下来,我们计划让更多的年轻混双选手尽可能多地参加国际比赛,从低级别到高级别,稳中求进,形成混双的集团优势。
资料图:郑思维/黄雅琼在比赛中。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中新体育:如今世界羽坛格局错综复杂,世锦赛的五枚金牌分别由四个协会瓜分。巴黎奥运周期,世界羽坛呈现怎样的竞争格局?这对于国羽,又提出怎样的新要求?
张军:世界羽坛正处于一个非常健康和良性的发展态势之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国家重视羽毛球项目的发展,世界羽联也在羽毛球的赛事体系和项目本身的推广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目前无论是汤姆斯杯新晋冠军印度,还是老牌的羽毛球强国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亦或是欧洲的丹麦、德国、英国、保加利亚、荷兰等,许多协会都具备至少一个或两个,甚至三个项目的冲金实力,这就使得比赛愈发激烈、比赛结果更具备悬念。长期来看,这对于羽毛球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大有裨益。
中国队在羽毛球项目上一直具备很大优势,虽然现在并没有2012年伦敦奥运五金那样的压倒性优势,但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羽毛球五个单项上会轻视中国队的实力。目前的格局对我们最大的要求就是,抓好关键人才的培养,优化人才选拔机制,做好梯队建设,让中国羽毛球长盛不衰。(完)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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